2001年兴起的“国进民退”争论，引起学界、媒体、企业、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争论愈演愈烈，影响越来越广，以至于2009年以来每次全国“两会”期间，“国进民退”争论都会急剧升级，演变成“两会”话题。

　　一、“国进民退”争论的兴起与展开

　　网络电子文献和传统纸质文献普遍认为，国进民退一词首次出现于2002年，也就是说“国进民退”争论兴起于2002年，但是，经本文考证应该是2001年。在“国进民退”争论过程中，以2008年为起爆点，争论在2009年跃居为新闻舆论的关注焦点，在2010年进一步升级为以期刊论文和图书出版为载体的学术热点。

　　（一）“国进民退”争论的兴起

　　据笔者考证，2001年11月10日，贺宛男在题为《重组：“国进民退”渐成时尚》和《死到临头还得政府出面》两篇文章中说：在2001年年末突击重组中，出现了一个与前两年不同的现象：国进民退，对那些死到临头的PT公司（PT是英文Particular Transfer的缩写。依据《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等情况，其股票将暂停上市。沪深交易所从1999年7月9日起，对这类暂停上市的股票实施特别转让服务，并在其简称前冠以PT，称之为PT股票或PT公司）尤其如此。 PT闽闽东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两年前，民营企业福建德亚集团同福建省国资局签订了股权转让和托管协议，德亚董事长也已入主出任 PT闽闽东总经理，就在临近年底退市风声越来越紧之际，福建省财政厅断然终止同德亚的协议，将闽闽东全部国家股4429万股（占36．32%）无偿划拨给国有独资企业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闽闽东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福建电子集团介入闽闽东重组，是在省政府全力指导下进行的。坚持了两年之久的德亚集团无功而返。ST成百、ST康赛、津百股份等的重组，也是类似的民企退出。在重组市场，呈现出国企前赴后继、民企纷纷思退的“国进民退”局面。但是，一般竞争性行业“国退民进”是党的十五大确立的既定方针，如何发挥10万亿民间资金的作用，帮助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是中国入世后的题中应有之义，让民企和国企享有同等待遇也应该是规范重组的一个组成部分。（贺宛男：《死到临头还得政府出面》，《财经时报》2001年11月10日。贺宛男《重组：“国进民退”渐成时尚》，《中国易富网》2001年11月10日，http://stock.eefoo.com/gsrp/mjmz/200111/10-856713.htm）

　　这两篇在2001年11月10日分别发表于网络和报纸的文章，观点鲜明地提出了“国进民退”的关键性问题，标志“国进民退”争论的兴起。

　　（二）在2009至2010年争论升级为舆论焦点和学术热点

　　2001年至2012年7月的10多年中，在报纸上出现“国进民退”一词的报道和文章约有772篇，在期刊中出现“国进民退”一词的论文约有1173篇，在著作中出现“国进民退”一词的有60种。文献统计表明，以2008年为起爆点，“国进民退”争论在2009年跃居为新闻舆论的关注焦点，在2010年进一步升级为以期刊论文和图书出版为载体的学术热点。

　　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国进民退”成为中国一个火热的流行语，被列入中国流行语发布榜，成为企业界最流行的短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从2009年开始持续关注“国进民退”争论。

　　10多年来，“国进民退”争论的要点和细节纷繁复杂，重大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国进民退”的真伪与规模问题；二是“国进民退”与基本经济制度稳固和改革开放取向关系的问题。

　　二、关于“国进民退”真伪与规模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国进民退”浪潮大规模呈现，2009年以来愈演愈烈

　　关于“国进民退”的规模大小和演进趋势，说法很多，这里将有代表性的说法综述如下。1.“国进民退”涉及很多行业领域，“逆市场化”的趋势是严重的，并且列举通钢“7·24”事件、山西煤炭企业重组、地方政府争抢央企高额投资、央企争夺房地产市场的“地王”、新《邮政法》抬高民企快递门槛等案例作为依据。2.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经济刺激方案，使资源大量流向国有垄断企业。3.2009年出现的“国进民退”浪潮对民营企业和中国的市场经济造成了致命冲击，大型央企对民营企业进行了多行业和大规模的兼并、收购等非市场行为，在煤炭等矿产资源领域大批民资退出，在钢铁领域民企几乎都折返，在石油分销领域民营的小加油站和小分销企业多数被收购或者因为门槛提高等因素而退出。

　　关于“国进民退”的形态特征，一些人认为主要表现为三种。1.资源垄断性国进民退。2009年中国国有资本在资源、能源领域中大规模跃进的景象是明显的，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领域中，明显出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到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了国有企业加速进入和购并清洗的景象。2.“楚河汉界”式“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并不发生在所有的行业，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盈利能力迅猛增加；数量巨大的民营资本被限定在下游产业，当它们试图向上游进击的时候，必然遭到政策性的打击。3.“玻璃门”式“国进民退”。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或“弹簧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关于“国进民退”现象在2009年频繁出现的原因，一些人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对市场经济的原则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二是对国有企业认识上有偏差；三是我国很多人受到“国家经济安全”或者“国家金融安全”论误区的影响；四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许多中小民企受到直接冲击，而且是首当其冲；五是部分民营企业本身还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比如环境保护不力，矿区安全保护不力等，造成一些民怨和对行政垄断的期盼。

　　另一种观点认为，总体上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对于个案现象应具体分析

　　从国有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战略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几十年的实践结果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国有经济的比重在下降，我国总体趋势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我国国有经济并没有只进不退，相反，随着改革的推进部分由国有经济经营的部门正在逐步向民营经济开放。对于所谓“国进民退”的个案，不应简单持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态度，应该结合其背景和方式进行具体分析。

　　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2009年1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与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相比，至少在企业单位数量上、企业资本的结构上，国有企业的比重是下降的，非国有企业的比重或者说私营企业的比重是上升的。这意味着，民营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

　　被广泛传言的山西煤炭企业重组，事实上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国进民退”格局。2010年1月，针对社会上“国进民退”的传言，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说，从煤炭企业数量上看，国有企业办矿占20%，民营企业办矿占30%，混合所有制股份制企业办矿占50%，山西已经形成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国有、民营并存的办矿格局。

　　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以来，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做大做强，根本原因不是依靠垄断，而是依靠改革开放，依靠转机建制，依靠按照市场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经营企业、管理企业、监管企业，依靠企业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李荣融在《国企改革发展30年：宏大的工程》中将新国企的生命力与活力概括为9个方面。

　　无论从经济事实上还是经济理论上看，“国进民退”都是一个伪命题。从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企业产值、企业利润、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等统计数据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所谓“国进民退”，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代表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从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行某些国有化的措施看，从国家现行宏观政策取向看，从国企和私企的发展趋势及其比重消长看，从市场经济运行的操作层面看，从理论逻辑与论断的准确性看，所谓“国进民退”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一种主观论断。

　　“国进民退”不准确，“国进民也进”才更准确。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该是共同发展、“国进民也进”的关系，双方都要做大做优做强。有人列举重庆民企力帆集团的摩托车产品成为世界第一、民企蒙牛乳业公司的牛根生自愿引入国企中粮集团、民企万通地产集团的冯仑与泰达集团（天津第一大国有企业）子公司泰达控股在天津的合并，作为“国进民也进”的成功案例。

　　三、关于“国进民退”与基本经济制度和改革开放关系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国进民退”背离了市场化方向，可能逆转改革开放的方向

　　“国进民退”背离了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方向，这种趋势既不正常，也不健康。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以经济统计数字作依据，表明没有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可以扩大垄断，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以便坚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旧观念在作怪，导致我国改革开放出现徘徊和后退。与对外开放并行的是在资源等领域的国进民退，中国未能在对外开放时积极稳健地推进面向民资、致力于建设市场化基础的对内开放。

　　“国进民退”的趋势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倒退，导致五个后果。一是中国经济转型、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的愿望很难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二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三是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四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五是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停滞不前。

　　要遏制“国进民退”的趋势，出路就是要重新启动“国退民进”改革。从政策上要开放国有垄断行业，经济领域无禁区，不能说有些领域只能国有企业做，民营企业不能做。金融服务也不能讲出身，不能说你是国有企业，就贷款给你；他是民营企业，对不起，没钱。我们现在有“经济出身论”、“经济血统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政治上的出身论，现在是经济方面的、资产方面的出身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国进民退”的攻击，可能影响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固

　　宏观上并不存在右派精英攻击的所谓“国进民退”，国有经济比重一直不停地在下降，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以致趋于零，那还算是什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但要求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还要求国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私有化的主张者不仅要求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领域，他们还要求国有经济退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有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部门及自然垄断产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控制和垄断，而在于谁来控制和垄断。一般说来，这些特殊部门和行业由公有制企业经营要比私有制企业能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战略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有其地位，但是，私营经济具有两面性，即除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一面外，还具有剥削性消极的一面，剥削追逐私利这一本质会带来如劳资纠纷、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社会后果。这后一面在初级阶段是容许的，但它应当受到社会的约束，对其经营的领域进行节制，如不允许控制命脉重要部门、不允许进入垄断部门。这些部门天然是高利润部门，而且关系国家和公众利益，应当由公有制经济来承担，不能让私人资本来发财。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要不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一些人以“反垄断”为名亵渎国有经济，进而削弱乃至取消国有经济。所谓“反垄断”于史不符、于理不通、于法无据、于民有害、与党相违。应该理直气壮地促进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确保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主导地位。大肆炒作所谓“国进民退”的危险，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在认识上是有害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而不能局限于补充私人企业和市场机制的不足。

　　现在是到了重点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时候了，因为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应该千方百计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需要保留非公有制经济，对它们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但是，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减弱情况下，还强调“国退民进”，其真正的含义就是，公有制经济应该不断萎缩，逐步退出主体地位，而私有经济则应该不断扩张，逐步取代公有制经济而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

　　四、主流声音对“国进民退”争论的回应

　　《人民日报》从2009年至2011年共有22篇报道和文章出现国进民退一词。其中，2010年3月2日发表题为《并购，是“强进弱退”而非“国进民退”》的文章，3月9日发表题为《煤炭重组是“国进民退”吗》的文章，3月22日，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中国经济周刊》高调发表题为《“国进民退”真伪》的封面文章，近万字。由此可见，中央媒体对“国进民退”争论的关注度是很高的。

　　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就中央电视台记者关于“国进民退”争论的提问，代表中央作出明确回应。这是中央对“国进民退”争论的公开表态，包括两个要点：第一，目前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同样也不存在“民进国退”的问题；第二，我们的方针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全面重申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主张，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本文章摘自2013年1月《红旗文稿》，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